看護大姐姓陳，說話帶著濃重的南部口音，手腳麻利得像一陣風。她一邊幫我調整枕頭，一邊對還站在床邊的潘宏說：「先生你放心啦，我會顧好張小姐。你也累一整天了，趕緊回去休息，明天還要上班呢。」

        她的語氣很實在，沒有客套，是那種見慣了生Si病痛、懂得人力有窮盡的務實。潘宏聽了她的話，目光從我臉上移開，對陳姐點了點頭，「麻煩你了。」然後，他又看向我。

        病房的燈已經調暗，只留我床頭一盞小夜燈。他的臉在昏h光暈里顯得有些模糊，但眼神依舊清晰。他沒有說太多，只是又握了一下我的手——那已經成了我們之間一種無聲的、確認彼此存在的儀式——然後低聲說：「我明天下班就來。」

        他頓了頓，像是思考了一下，又補充：「你……自己慢慢來，不急。」

        這句話說得很輕，我卻聽懂了里面的意思。他知道我現在連承受一句重話的力氣都沒有，知道我需要時間去消化這翻天覆地的一切——身T的、家庭的、債務的。他不會b我面對，不會追問，不會催促我「振作」。他只是告訴我，他會再來。他在，就是一個不會移動的座標，讓我知道無論我「慢慢來」到何種地步，那個方向，總有一個確定的點。

        這種T諒，b任何熱切的鼓勵都更讓我鼻酸。他連我的「軟弱需要時間」，都一并接住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他離開了，腳步聲消失在走廊盡頭。探視時間結束的廣播在遠處響起，病房區逐漸歸於一種帶著規律咳嗽與鼾聲的靜謐。

        陳姐端來溫水與毛巾，開始幫我擦澡。動作熟練而輕柔，避開我手上的留置針和身上仍貼著監測貼片的地方。溫熱的毛巾滑過皮膚，帶走住院多日積累的黏膩與不適。當清爽的感覺一點點取代沉重時，我幾乎要喟嘆出聲。這是自病倒以來，第一次感覺身T是屬於自己的，而且是乾凈的、舒適的。一種極其原始的、屬於活著的生物對清潔與舒適的渴望，得到了微小的滿足。這滿足如此基本，卻在此刻顯得彌足珍貴。

        陳姐一邊擦，一邊絮絮說著她遠在鄉下的孩子，說她來臺北賺錢就是為了讓他們念好一點的學校。「做父母的，都是這樣啦，再辛苦，看到孩子好，就值得。」她語氣平常，像是在聊天氣。我閉著眼聽著，心里那片關於「父母」的荒蕪之地，卻因她這句無心的話，又刮起一陣細細密密的冷風。

        收拾停當，陳姐替我拉好被子，調暗了夜燈。「張小姐，你好好睡，有事就按鈴。我就在旁邊。」她指了指簾子外陪病床的位置，然後輕輕拉上了我床周的圍簾，留下一方相對私密的黑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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